厦门市在抗战胜利后曾成立记者联合会、记者公会和报界同业公会。
记者联谊会是战后在厦门复刊和创刊的报纸记者，为了互通声气、联络感情而组织的，每星期由各报轮流作东，举行茶话会，介绍情况，表演联欢。
厦门记者公会先由各报社长、主笔开筹备会，协商理、监事人选，于民国35年（1946年）5月5日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宣布三项工作重心：一顺应世界潮流，改造社会环境；二辅助战后动员，促进国家建设；三发扬民族正气，挽救颓风。宣言称，为求上述三项工作之顺利进展，必须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为健全报人阵容，二为实施新闻自由。但是，由于监、理事的选举产生矛盾，有23人声明退出记者公会，并认为记者公会“不合组织法”。当时的厦门，市政府社会科收到3个退会单位的申诉，遂宣布厦门市记者公会为不合法，并呈报省社会处，请指令解散厦门市记者公会，重新组织。未退会的各报记者也召开会议，认为记者公会完全合法，并印发“厦门市记者公会横遭摧残经过”等材料。在厦门记者公会发生分裂后，记者联谊会仍有活动。
民国37年（1948年）1月28日，厦门各报成立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为《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理、监事由当时各报负责人担任。报业同业公会负责处理报界及各报纸之间的事务，并主持分配纸张、官价外汇新闻纸。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官价外汇与黑市价格相差甚多（1948年初夏，官价外汇进口纸价格每令4元8角，而黑市价格每令24元至26元；地产新闻纸每令20元左右）。因此，纸张官价外汇的分配，对各报经济上影响很大。
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连接失败。要天天出版的报纸封锁蒋军到处失守、节节败退的消息确非易事。当时的市政府利用报业公会，一方面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威胁如不按照当权者的旨意，刊出官方发布的新闻就是要抓人查封，不按照社会科的指令办报，马上遭到深更半夜，或快出报之时才来新闻检查，而且不准开天窗，而要补上不伦不类的图片或过时的公告，让你日报变晚报，新闻变成旧闻。另方面则采取经济手段，最明显的就是利用官价纸张外汇津贴办法来压服各家报社。例如，1948年夏初，每令白报纸，官价外汇进口价格，每令仅4元8角，而黑市价钱，每令24元至26元。若用土产报纸，每令也要20元左右。而且印出来的版面文字渗透，令人看了很不舒服。于是规定当时的补贴办法是：按照国民党的旨意办报者，如发行1000份，每月用纸30令，则配给60令的白报纸。等于每月津贴600元左右的银元价值。不左也不右的报纸，每月用纸30令，则供应30令的官价报纸。被认为没按照蒋政权旨意发表新闻，或言论越轨，或言辞稍有过激的报纸，则按发行量的4折供应官价的报纸。《江声报》这时的发行量已超过1万份，每月却按4000份计算供应官价报纸。就是要让《江声报》每月进近200令的黑市报纸。
然而老百姓爱看报道真实消息的报纸，于是讲真话及时发布新闻的报纸份数急增，份数多，刊登广告的商家自然接踵而来。当时的市政府想采用津贴报价的手段，来拖垮倾向讲真话的报纸，结果不但没有压服、压垮，相反的越办越壮大，由于广告多，不但没亏损，而且略有盈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9年，厦门市没有全市性的新闻团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2月，厦门市全市性的新闻团体—厦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厦门市广播电视学会、厦门体育记者协会、厦门青年记者协会和厦门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并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活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