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家是人类思想文化传播的选择者，是前代文明的传承者，是当代历史的记录者，是人类文明的书写者。中国出版记录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和全部思想创造，传承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几千年从未中断，并且不断创新出版技术和载体，推动出版业态多样化。出版家应具有敬畏经典的文化情怀、尊重知识的学术情怀、勇担社会责任的职业情怀、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命运与共的人类情怀、追求真理的科学情怀，以守正创新、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再创中国出版新辉煌，再续中华文明新篇章。

　　关键词：出版家；出版史；出版情怀；中国出版；中华文明

　　中国出版文化拥有悠久历史，中国出版方面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是被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发明，这样伟大的功绩是在当时的出版思想的影响下取得的。正是这样伟大的历史实践，锻造了中国出版家的品格、传统和情怀。中国出版家的传统与情怀，展现的是出版行业的精气神和历史面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中国出版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详细了解了馆藏精品版本保存情况，并对国家版本馆的功能定位和主要任务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国家版本馆的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版本是出版制造产品留存的样本，记录着历代出版的面貌和水平，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媒介，是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欣欣向荣的表征和见证。中国出版不仅历史悠久、成就辉煌，而且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出版生动记录和展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没有中国出版业的率先发展，就没有中国完整的文化典籍和社会历史。

　　中国的出版史就是中国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中国的报刊史就是中国的革命史和现代史，其特点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一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意识，文字发明前就有岩画、石刻、洞窟所留下的生活图景、动物形象、植物形象。文字发明后，他们就以甲骨、金石、钟鼎、竹简、布帛、木牍等为载体，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录当时的天文地理自然现象。为了书写和传播，他们又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留下了完整的历史典籍，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辉，不仅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绵延不断，而且促进了人类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标志性发明。二是中国是封建专制统治时间较长的国家，压制了文化创造和知识传播。至于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已经是清朝晚期不得已而推行的制度。

　　由此，中国本土新闻报纸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革命意义。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再到王韬、蔡尔康、严复、章太炎等中国报业先驱，都是把办报与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或者启蒙国人、变法维新、改制图强、救亡图存；或者宣传“三民主义”，推翻清朝政府、振兴中华民族；或者站在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唤醒千百万工农，以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使亿万人民翻身解放，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成为中国新闻出版史光辉的灵魂。

　　虽然出版属于文化精神方面的事业，但它的发展与物质技术的创造紧密相关。有了刻石的工具和技术，就有了岩画和洞窟造像；有了青铜器制造和铸造技术，就有了钟鼎铭文；有了骨刻材料和技术，就有了甲骨文；有了可以书写的贝叶、竹简、布帛、羊皮等载体和工具，就有了这些材料制成的书画、经卷。当然这些都是手写本，存在于印刷出版之前。而中华民族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解决了大批量、远距离传播思想文化的难题，相当于今天影响最大的互联网的发明。从西方启蒙学者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由此构成中国出版史三大亮点，光辉永在。

　　1.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是世界公认的伟大贡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并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人类文明史（第3卷）》指出，公元前3世纪中国发明了造纸术，给人类提供了廉价的书写、绘画、印制的材料，这项发明无疑促进了文学艺术和书籍的出版，扩大了人类的思想文化交流。英国学者彼得·沃森所著的《思想史》一书也讲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发展了中国的出版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经典，而且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这就证明，中国出版业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两项就产生于出版业，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应当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去审视。

　　2. 是记录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和全部思想创造，传承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

　　从甲骨纪事、春秋竹简到汉唐写本、宋代雕版印本，以及《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古代群书、类书，还有近代中外哲学、文学、科学、艺术书籍的大规模出版，中国流传下来的各类历史文献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宝库丰富多彩、举世闻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善本再造、古籍整理、经典译介、汉籍回归和现代出版的繁荣发展，生产了大批重要文献和精品力作，使中华文脉五千多年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中华文明因出版而展现出时代风采和永久魅力。

　　3. 是不断创新出版技术和载体，推动出版业态多样化。

　　出版业态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研究出版史要与人类科学革命进程和社会背景密切结合起来，只有将文明史、文化史、科学史统一起来，才能正确理解人类的历史活动。人类文明史是以物质技术定义的，比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等，都体现出鲜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版业发展与此紧密相关，比如金石与镂刻、竹木与雕版、纸张与印刷、刻录与唱片、光电与影视、光盘与电子、网络与流量、数字与数据、计算与智能等，都是构成出版业态的技术支撑，代表不同时期出版业态的科技发展水平，留下不同时代独具特色的出版产品：悬崖石刻、巨幅岩画、洞窟艺术、钟鼎铭文、布帛写经、简册木牍、善本书籍、印本文献、唱片光盘，以及大量的图书和网络、数字、智能出版产品，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丰富了人类文明的记录，留住了人类的共同记忆。印刷出版延续两千多年，特别是机器印刷普及之后，全世界的文明传播突飞猛进，大大推动了知识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书本化，承载了人类的全部记忆和精神创造，延续了人类的文化血脉。中国人把上学叫读书，把教育的任务定为“教书育人”，足以证明出版在教化文明上的独特作用。新时代中国出版多业态融合向纵深发展，数字出版、智能出版将成为主导业态，未来的出版前景更加光明。

　　二、 中国出版家的优良职业传统

　　根据最新的考古挖掘和出土文献资料，在当今中国所属的疆域内，很早就有了留存记忆、刻录历史的出版行为。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在阿尔泰和河套地区就有上万年的石刻岩画，在辽西和赤峰地区有八千多年的石刻玉雕，在全国各地还有不少的纪事符号。这些都符合把思想、观念、形象、事件，用文字、图形、符号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上并公开发表的出版定义。中国最早的文物记录了出版的历史，出版作为动词本身就含有收集、编辑、记录和发表的多重活动。甲骨文、钟鼎铭文、布帛书写、简册成书，已经是有目标的专业出版活动。无论是手写出版、刻石铸铜出版，还是雕版印制、活字印刷出版、机器印刷出版；无论是官方出版，还是民间出版，都有共同的文化传播的出版理念，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提供了传统思想和出版文化的沃土。

　　史存古今几千年，传道东西八万里，这是对中国出版史最好的描述。如此宏大的事业，自有“尚书崇文”的出版理念一脉相承。自人文始祖黄帝起，中国就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规则，形成了记录历史的传统。“记录历史，以警后世”则为中国出版的重要理念。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官修历史、民间书写历史没有中断过，从二十四史的不断修订出版，到编写出版清史、民国史、新中国史、党史、军事史，都是中国出版传统观念和历史责任的体现。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中国史书出版的基本品格，也是传统出版观之思想内涵。

　　资政理国，颁行典册，也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重要理念。根据《尚书》记载，尧舜时期就有治理天下的《尧典》《舜典》，但目前考古尚未发现物证，姑且不论。而殷商、西周确有“以典治官”的出版活动。《尚书》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国语·晋语四》亦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后经甲骨文和最新发现的竹简的有关文字证明，殷商确有维护其统治的“典册”（即政令文书）。而周兴岐山后，就更加明确设立机构，集《诗经》、修《尚书》、制《周礼》，形成了完整的主流文化体系和典章制度，规范文字、语言，出版典册，颁令天下让封国执行，授予官员“礼乐册命”之书并且进行“雅言推广”（用官方语言培训下级官员）。秦朝统一后建立起权威的中央政权，秦律等典籍颁令天下，在汉朝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所有合法政权都特别重视主流思想文化传承和政权合法性的史论的出版，维护其统治和治国安民。这也是中国出版文化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色。

　　修身养性，读书明德，教化社会，造就君子，这又是中国出版传统理念的重中之重。外国洗礼进教堂，中国修养进书房，这是中外文化传承方式上的差别。自《周礼》中的一些思想被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人放大后，“修齐治平”就成为古代中国读书人追求的理想，所谓的“经学”出版，从“稷下学宫”整理出版诸子百家到汉代十三经出版、元明清四书五经科举用书的编定，都是侧重推行修身养性的“经书”。因此，出现了“教书育人”的出版理念，也出现了“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的名言，说明出版与读书的传统书香观念深入人心。

　　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出书，机器印刷被引入中国。加之一批怀有救国救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留学西洋、取经东洋，回国后效法西方出版自由、开启民智、传播革命的做法，办报刊、出书籍、作演讲，以出版为武器，打开中国封建统治的铁幕。先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后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都把出版作为动员革命力量的手段。辛亥革命后，颁布了出版自由法令，中国出版的现代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期刊、报纸、图书达到了出版高峰。西方的著作译介无所不有，各种“主义”畅行，团体报刊、同仁报刊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自生自灭者众，出类拔萃者少。正是这种百花齐放的出版局面，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先驱和文化大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蔡元培、张元济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俄国十月革命后，早年因办报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和晚几年留学日本的李大钊，把在日本研习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革命思想融入中国文化，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现和团结革命青年，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传统出版观的完美结合。党的一大决定以出版为重点开展革命宣传动员工作，并明确了新的出版观的内容，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开端，由此开启了坚持传播真理，以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主要任务的党的出版大业。

　　以上是从古至今所形成的中国出版家的思想观念和职业传统，可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求真的传统。修史讲求真实，“排删子虚，不美不恶，公心良史，归于天下”，留信史于子孙后代。二是求善的传统。“制书立德，教化社会，修身养性，造就君子”，儒家、佛家的出版重心都在伦理道德方面，所谓“经学”就是教人修德养性行善。三是求博的传统。“万方采观，见识博物，增智启慧，益于后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传授。四是求理的传统。“善序事理，以文传道，百家争鸣，辨而不华”，目的是实现学术理论、学术质量上的正道，为人类认识真理开辟阵地。五是求用的传统。古人出版更加注重使用、有用，在古代刻一本书、写一本书并不容易，每本都要管用。“三代祭礼，有典有册，资政训官，以警后世”，出版典册以昭告天下，规范祭祀礼仪，训练基层官员，传承后代，经世致用。六是求美的传统。古代出版要求刻印书籍有美的追求，“字斟句酌，美观信达，配图精美，引人入胜”，带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七是求新的传统。清末民初以来，出版家“崇尚科学，追求民主，开启民智，救国救民”，出版也形成了新的传统，其核心是紧跟世界潮流、紧追学术前沿，力求推出新知识新思想，为革命斗争和振兴中华发出时代先声。上述出版传统反映了思想文化、科学知识、文学艺术，以及生产、传承、创造的一般规律，表达了人类认知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追求，也是古今优秀出版物成为经典的原因所在，很多观念是几千年出版实践孕育出来的，值得我们当代出版人继承和弘扬。

　　三、中国出版家的大情怀

　　中国出版家是中国历史的记录者和裁判者，是中国思想文化传播的选择者和担当者，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和展示者。一个时代的出版发展，固然与执政者的文化政策有关，但与出版家的格局、眼光、情怀有更直接的关系，凡是有大格局大情怀的出版家就有大作品存世，这是几千年历史证明的结论。周公、孔子、荀子、李斯、刘向、司马迁、班固等编著大家（当时的编著者就是出版者），蔡伦、毕昇等技术创造者，都是有见识、有眼光、有作为的出版人物。近代的出版家，站在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呐喊，构成了现代启蒙、觉醒年代，以及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出版宏大的主体文化景观，形成中国出版的历史高峰。虽然这些出版家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专业素养各不相同，但其展现的情怀多有共通之处，足以让后辈出版人肃然起敬、效法先贤。

　　1. 是敬畏经典的文化情怀。

　　历代出版家都非常珍惜民族历史遗存，敬畏古之贤者的文化创造，千方百计收集口传故事和文图资料，依据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加以编辑出版。周公把上古流传的“三皇五帝”的故事，如《尧典》《舜典》集成《尚书》，成为中华民族的原典；收集民间诗歌风、雅、颂，改编成周朝礼乐的唱词《诗》一千多首，整理编定典章为《周礼》，这二者都被孔子赞为经典。孔子多次告诫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本人非常敬畏周朝原典，考据《尚书》、增删《诗经》、推广《周礼》，以效仿周公为精神诉求，曾言他一日不梦见周公就失魂落魄。周公与孔子相隔五百年之多，孔子并没有见过周公，为什么如此崇敬？就是他敬畏历史，崇尚经典，熟读《周礼》，认同周公之治的个人情怀使然。两千多年来四书五经的修编、解读、传承、注解，体现出经典价值和出版魅力，形成“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之热，这始终是文人和出版家关注的主题。

　　2. 是尊重知识的学术情怀。

　　不懂得文化知识和学术传承重要性的人很难成为出版家，而真正的出版家总是尊重知识、积累知识、传播知识，善于在知识中提炼学术思想，总结学术的源流和师承关系，留下脉络清晰的学术著作和艺术著作，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尽到文化传承的责任。

　　3. 是勇担社会责任的职业情怀。

　　中国出版家历来懂得书籍的社会价值，认为书籍是传承文明的载体和做人做事的教本。所以出版家总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选择、编辑、增删、批改出版内容，以先进思想、优秀文化、精湛艺术传世；而伪书、淫书、谤书、巫书、异端邪说，出版家从不为其出版，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

　　4. 是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

　　西方文化是以神话为基础，以三大宗教为重点发展起来的，奉宗教为神圣，所以有出版的宗教审查。中国文化是以人的生命为基础，以人的教化为重点发展起来的，不管是经学、史学、义学，还是文学、诗学、艺学和医学，都以生命关爱、人文关怀为基本立意和情感追求，始终以人为中心。经为化人，史为写人，义为立人，文为教人，诗为爱人，艺为美人，医为救人。从《黄帝内经》《尚书》《诗经》到明清小说、书画艺术，都是着意表达爱护生灵、关怀人文、修养身心、家和国兴，创造和追求美的人文思想和人间情感，这正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在出版上的表现。

　　5. 是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

　　从齐家治国的诸子百家思想到两汉时期的边塞叙事，再到唐宋时期的边塞诗，以至后来的岳飞、戚继光、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出版家记录和书写的都是他们深明大义的爱国主义，以身救国的英雄气概，家国一体、国破家亡的故土深情。基于这种情怀选择的历史、故事、人物，基本构成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主体，传承得最为深广，对家庭教育影响很大。

　　6. 是命运与共的人类情怀。

　　中国传统经典中一直贯穿着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美美与共、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这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是相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这些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与出版家的人文情怀是密不可分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出版家关注不同文明教化下的世界人民，以及交流合作、跨文化传播、文明互鉴、共同发展，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七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情怀。我国早期的出版家就特别重视真实、准确，在版本优选、校勘审核、用字精准、文本清新等方面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则，一丝不苟。拿不准的，有多家批注的都一一列出；删除掉的文本或篇章，都要在书上存目备查。这样的科学态度造就出一字千金的经典。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出版家以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在出版行业培育科学精神，引领中国人民以真理的力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传播科学精神，养成科学态度，打造我们时代的科学经典，为人类留下知识财富。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家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的同时，紧跟时代的步伐，拥抱传播技术革命的新成果，拓展自己的视野，升华自己的情怀，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自己的出版实践，在传承中华文脉、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弘扬红色革命文化、书写中华民族复兴故事、传播当代科学技术、为人民生产高质量精神食粮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正是经过我国出版家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改革了旧的出版体制和机制，激发了各行业的创新动力，发展了印刷出版、电子出版、互联网出版、数字出版和智能出版，使我国出版走在了世界前列。最近几年，我国出版的品种总量、印制总量、发行总量，音像出版总量、网络小说总量、书报刊销售总量，以及全民阅读率、城市图书馆和农家书屋藏书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多种出版业态迭代发展，多样态出版物同时并进，多功能阅读空间丰富多彩。出版融合正在深度推进，数字化成为出版的主导业态，在繁荣创作、促进出版、服务全民阅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了大批出版工程，如古籍数字化、经典译介工程、出版数据库、《复兴文库》、国家版本馆、大型出版数字平台、大型数字出版物等，这些带有标志性、时代性的出版工程都为中国出版与时俱进和再度辉煌创造了物质条件。当代的出版家，特别是出版界的领军人物，应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情怀，发扬优良传统，勇担时代使命，创造人类新文明，以守正创新、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再创中国出版新辉煌，再续中华文明新篇章。（作者柳斌杰系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