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形式主义是《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时政选题之一。“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数字化背景下形式主义的新变种,与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背道而驰,深刻影响党的作风建设。这些年,中央始终在锲而不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中办、国办等印发相关规定。在此背景下,《中国新闻周刊》策划了深度调查报道《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报道获得第35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类一等奖。
那么,舆论监督报道如何确保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如何在政策风口与基层痛点间找到平衡?如何实现从“揭示问题”到“推动解决”的跨越?
现实针对性:问题导向 深度追踪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这些年基层治理的热门议题,中央始终在锲而不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这个议题有现实针对性、政策紧迫性。
《中国新闻周刊》首次关注该选题是在2019年。当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首次被推到舆论面前。当年,微信工作群整顿成为各地执行减负政策的微观切入点,我们曾采写稿件,追问整治后微信工作群给基层干部带来了什么影响。
2023年12月,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我们同题再探,希望求解从2019年到2023年,相关整治已进行过一轮,为什么“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难治?
2025年1月,我们发现部分地方整治很有效果;部分地方走入了另一个极端;部分地方看似整治实则应付,只是数字上减负。于是,我们推出了此系列的第三篇报道,地方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已有好转,但为了整治形式主义,部分地方出现了新的形式主义,根源为何?
2025年11月,多地关停并转“僵尸”政务APP,背景依然是上述《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我们第四次介入这个选题,从小切口求解,数字技术真正赋能基层治理,为何会走向极端?政务新媒体为何陷于“出现—泛滥—整合—再泛滥”的循环?如何推动其实现从量到质的有序健康发展?
可以看到,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主题的4篇报道,体现了《中国新闻周刊》舆论监督选题方法论——关注中央着力解决的基层治理难题,回应最迫切的基层需求。
议题普遍性:样本广泛 采写扎实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文的基石,在于扎实的田野调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采访横跨7个不同发展水平和治理水平的省份,选取了多层级、多领域的访谈对象,避免了“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确保了调查的可信度。此外,记者还采访了对此有长期观察的学者,他们走访过更多地方,又有大量田野调查,和记者的调查可以交叉验证。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困境,进而探索到背后的母题,使报道由白描深化为缕析。
调查发现,问题不再能简单地归咎于基层“懒政”,数字化改革推广越深的地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可能越严重。有些部门开发政务APP的初衷并非提升效率,而是为了完成数字化考核。部分地方政府只看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之一是数字化,但没有意识到,基础工作的核心是人与人的交流。
工作做到这里,事实本身就显现了——数字化带来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背后隐藏的是“官僚主义倾向”和“庸俗化理解”,根源在于部分上级部门的政策导向、考核机制以及对基层工作特点的理解有些偏颇。
正是扎实全面的调查,对议题普遍性的缕析,使报道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层批判,帮助读者看清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数字化背景下形式主义变异翻新的深层治理课题。
案例代表性:聚焦典型 细节鲜活
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效果。而一篇调查报道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往往在于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在案例选择和叙事策略上聚焦“具体的人”,将镜头对准了中部省份的村党支部副书记、东南省份的基层干部、浙江教育系统的小学老师等个体,案例鲜活。
每天要花两三个小时在各个政务APP打卡,在几十个工作群里回复、发言,一边做事一边拍照上传,有时候还要为了应付“留痕”而被迫摆拍造假……这些细节极具冲击力和张力,使报道在可读性上有了一定纵深,让“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概念变得可感、可知、可痛。报道发出后,引发基层干部广泛共鸣,取得了10万+的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这些有关整治形式主义的系列报道均注重案例选择的代表性,以有冲击力的案例、真实的细节、凝练的标题,获得大流量,形成涟漪效应。
报道刊发后,直接推动湖北荆州、安徽滁州等地开展专项整治。以湖北荆州松滋市的整改实践为例:当地全面清理冗余政务APP,对工作群实行“1+6+N”管理模式——保留1个综合调度群、6个分线群,临时工作群需报批备案,任务结束后立即解散。2024年防汛期间,17个乡镇中仅7个有防汛任务,当地网信办仅批准这7个乡镇建立临时工作群,防汛结束后工作群全部注销。
据当地统计,松滋市政务工作群由4471个下降至223个,下降了95.01%;政务公众号由341个下降至82个,下降了75.95%。
当地一位曾经向我们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表示,松滋当地开展多轮专项整治后,“现在,我们基层干部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走村串户上,了解群众的需求,提供便民服务,帮助老百姓办实事。”
可见,这篇触碰真问题的调查稿件,凝聚了各方共识,进而形成推动改变的社会合力,实现舆论监督与社会治理的同频共振,以高质量赢得大流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作者王晨波、徐天分别为《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时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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