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科技、金融中心，也是战争期间最危险的“风暴眼”——以色列国防部及众多核心政府机构均坐落于此。夜幕降临，刺耳的防空警报经常毫无预兆地划破天空，重型导弹与拦截弹的火光在楼宇间穿梭纷飞，照亮了这座城市脆弱的一面。

　　从2月28日那个被火光和爆炸撕裂的夜晚算起，这轮冲突已持续两周。截至目前，伊朗已向以色列发射超300枚弹道导弹，造成12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而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袭击，在伊朗造成约1500人死亡、超1.8万人受伤。

　　在这些庞大而冰冷的伤亡数字背后，是普通人每天必须直面的恐惧与挣扎。

　　（一）

　　2月28日，我和同事经历本轮冲突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夜。

　　当时，我们刚结束拍摄回到酒店，手机防空预警软件突然爆发出尖锐的嘶鸣，紧接着是“导弹马上来袭”的蜂窝广播。

　　按常理，我们需要在两分钟内冲进安全屋。但那一刻，记者记录现场的本能压倒了求生欲——我们迅速架起设备，将镜头对准夜空。

　　大约2分钟后，防空警报响起，数枚拦截弹从城市各个方向腾空而起，拖着明亮的尾焰在空中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不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突然，一枚光点突破“火网”包围，加速向地面冲去。眼见那枚光点直直砸向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瞬间，火光冲天，黑烟升起，四周死一般寂静。

　　又过了几秒钟。

　　“轰——！”

　　爆炸声浪袭来，露台的玻璃门也跟着颤抖。我和同事陈君清、庞昕熠记录下了这一刻，随即决定：去现场！

　　我们知道现场极度危险——不仅有浓重的烟尘，还可能出现未知辐射或化学泄漏。但不去，就无法了解这枚连拦截系统都未能摧毁的导弹造成的真实破坏。

　　我们狂奔下楼，坐上汽车。特拉维夫的导航已经失灵，我们只能沿着大致方向边开边找。抵达爆炸处附近，警戒线刚拉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路边几辆救护车警灯闪烁，救护人员正在运送伤员。

　　我们环顾四周——方圆百米内建筑物玻璃全碎。每走一步，脚下的玻璃渣都会“喀喇”作响。警戒线内的几栋建筑出现严重损毁，不仅钢筋外露，个别地点还在冒烟。

　　居民绍利·利希特的家就在被击中房子的旁边。他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对爆炸并不陌生，但这次他后怕了：“我真的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二）

　　在那之后，冲突愈演愈烈，我们的采访范围也从特拉维夫扩大至耶路撒冷、贝特谢梅什等城市。

　　深入现场后，我们发现导弹爆炸仅是风险之一，防空系统拦截产生的残骸同样致命。

　　以色列民众普遍对防空系统拦截率抱有极大信心。但现实是，即便导弹被拦截，其数百公斤甚至成吨的金属弹体、发动机外壳、未燃尽燃料，也会被撕裂成无数锋利碎片，如“金属雨”般自由落体，散落范围可达数平方公里。

　　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奥尔耶胡达市，弹片造成2名工人死亡。现场附近的电梯金属盖板被贯穿，砸出数个窟窿，玻璃碎了一地。而在以色列中部，一块巨大残骸从天而降，直接砸穿两层民宅。

　　截至目前，以色列税务局已接到超过9000起财产损失申报，其中房屋损失超6500起。不断响起的警报、随机掉落的弹片，正在吞噬人们的耐心和安全感。

　　在耶路撒冷老城，往日热闹的集市变得冷清，许多店铺大门紧闭。我常去的理发店也关门了。一位阿拉伯青年对我说：“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谁还在乎自己的发型？”

　　超市里物资供应还算充足，但人们的购物车明显比平时“满”——饮用水、罐头、卫生纸堆成小山。排队结账时，我和队伍前面的中学教师萨拉聊了聊，目前她和全家6口人挤在安全屋里，“希望这样的日子早点结束。”

　　当地一些地铁站和地下停车场已经成了临时避难所，很多民众带着被褥搬进去，只为睡个安稳觉。

　　焦虑也体现在对镜头的警惕上。作为记者，我们拿着摄像机在街上拍照本再寻常不过，如今却被视为“可疑”。外出采访时，我们常被拦下要求出示证件。社交媒体上，一些本地同行也提到相似经历。战争让采访变得愈发困难。

　　（三）

　　战争爆发以来，我和同事们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作为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普通人，面对突然响起的警报、拖着尾焰的导弹、震颤玻璃的爆炸，恐惧无法避免。每当警报响起，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心跳加速，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有几次半夜听到警报，我实在不想跑下楼，就在被窝里蜷成一团，把枕头盖在头上，想着这样能“更安全”点。

　　但面对报道任务，我们从未退缩。只要导弹来袭，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迅速赶往现场。

　　如今，网络上充斥着太多假消息。如果我们不去现场把所见所闻记录并传播出来，真相就可能被掩埋。

　　写下这些文字后，我习惯性地在睡前检查相机电池和内存卡，并把它们放在床头触手可及的位置。

　　我和同事们都清楚，真正的平静还远未到来。（新华社记者冯国芮）